以文续红脉 以心赴长征

—— 读罗范懿纪实长诗《文化长征》有感

九十年前，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，胜利到达陕北，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局面。九十年后，重读罗范懿的纪实长诗《文化长征》，我仿佛又看见陕北窑洞里那盏彻夜不熄的油灯，看见毛泽东在瓦窑堡写下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时紧锁的眉头，看见吴起镇直罗镇战役后那来之不易的 “奠基礼”；也看见安仁三位中年人背着行囊、拄着铁杖，一步一步重新丈量那条用鲜血铺就的道路。诗里写的是长征，又不只是长征；写的是历史，又不只是历史。它把长征从教科书上的章节、纪念碑上的数字，重新拉回到人的体温、人的选择、人的痛苦、人的价值与人的信仰之中。

一、窑洞里的灯光，照亮革命道路的未来

这是发表在 2023 年 10 月《中华文化》大型纸媒期刊卷首头条、共计二千五百行的一首纪实长诗。诗的开篇从 1935 年 12 月 26 日写起。那一天是毛泽东的 42 岁生日，但在陕北窑洞里，他并没有为自己庆生，而是在油灯下疾书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。诗人把窑洞比作 “炼丹” 之所，把半圆窗格比作 “眼睛”，把布满血丝的瞳仁比作一个民族在黑暗中的求索。这个意象并不夸张。长征之后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人数已大幅缩减，前有强敌，后有追兵，民族危机又日益深重。正是在这样的时刻，党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军事胜利，也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，救出刘志丹等人，为党中央在西北站稳脚跟，举行了 “军事奠基礼” 和 “政治奠基礼”。

诗里最动人之处，是它没有把伟人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像，而是写出了他作为革命者的焦灼、悲悯和担当。毛主席看见剑河路上祖孙讨饭的惨状，说：“红军是‘干人’的队伍。” 这不仅是安慰，更是必须兑现的承诺。我重走长征路路过那个路口时，不自觉地站在那里，想象着红军来的方向，想象着当时的场景，似乎听到阵阵脚步声。长征不是抽象的行军路线，而是从无数这样的苦难中生长出来的道路。正因为劳苦大众衣不蔽寒、食不果腹，红军队伍也在饥寒交迫、生死难料中寻找出路，这份同病相怜、命运相依的精神联结，让沿途的农民把希望寄托在了这支队伍身上，长征才拥有改变中国命运的力量。

今天纪念长征胜利 90 周年，我们当然要知道长征走了多少路、经过多少地方、打了多少仗，但更要明白长征为什么能够胜利。它不是靠侥幸，也不是靠神话，而是靠坚定的信仰、正确的道路、人民的拥护和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。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后，窑洞里的灯光之所以 “夜长明”，是因为那里燃烧的不只是木炭和灯油，更是一个民族寻找出路的决心。

 二、长征不是过去式，它仍然拷问着今天的人

这首诗最有力量的地方，是把长征精神置入当下现实，有历史、有现实、有故事、有反思。罗范懿并不是坐在办公桌前空泛歌颂长征，而是在直面现实矛盾中回望长征。他当过县文化局长、文联主席，也担任过宣传部副部长，本可以在体制内安稳前行。可是当他看到社会风气变迁、英雄被质疑、理想被嘲笑、马列著作被冷落、救人者求助无门时，他感到 “窒息”。这种窒息感，不是个人的失意，而是一个有信仰的人面对价值失落时的心痛。

诗里写到重庆金有树同志从深河里救出 19 条人命，自己却落下重病、无钱医治：“我救了 19 人的命，谁来救我的命？” 这声呐喊铿锵有力，仿佛可以响彻寰宇；却又那般无力，喊出来了，却少有人听见！最终，金有树因无钱医治离开了人世。文中还写到学生阅读马列著作被罚晒太阳，写到图书馆里的马列书籍被堆在角落发霉，写到有人打着 “学雷锋” 的旗号却顺手牵羊。这些细节未必只是文学化的描摹，它们共同指向一个问题：当物质生活越来越好，我们是否还相信崇高？当个人利益被反复强调，我们是否还记得大多数人？当英雄被消费、被怀疑、被调侃，我们拿什么守护民族的精神根基？

长征精神之所以伟大，正在于它回答的是最根本的问题：人为什么活着，红军队伍为什么出发，革命胜利为了谁。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、突破封锁线，不是为了个人荣华富贵，而是为了让劳苦大众翻身解放，为了让中华民族摆脱危亡。今天重走长征路，如果只是拍几张照片、发几段视频、喊几句口号，那就把长征路走轻了。“重走”，是让长征精神重新融入我们的判断、选择和行动之中。党员干部也好，经商从业者也好，农民群众也罢，都能在长征精神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，明白自己为什么干、怎么干，清楚应当坚守什么、追求什么、摒弃什么。

 三、“三蛮子” 的选择，是普通人的长征

诗中的 “三蛮子” 都是安仁人。罗范懿是队长（现已退休，文化长征发起人），李绿森（现已离世）是年过花甲的老作家，陈赞文是一位乡间郎中（现已是八十高龄、医术高超的知名人士）。他们年龄不同、经历各异，却都选择踏上征途。这个选择并不轻松。罗范懿的妻子曾以离婚相劝，女儿瘫痪在床，父亲常年卧病；另外两名队员也遭到家人反对，反复沟通才勉强获得理解。诗人没有回避这些矛盾，反而把现实中的离别与取舍写得真实而沉重。

正因为前路艰难，他们的出发才更显珍贵。回望九十多年前的长征，红军面临着饥饿、寒冷、伤病与牺牲，却毅然向前，绝大多数指战员并不清楚终点在哪里，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：“跟着队伍走！” 今天的 “文化长征” 当然不能简单等同于战争年代的长征，它没有枪林弹雨，却同样要面对误解、困顿、病痛、孤独和现实压力。诗里写他们奔走于县、市、省各级办理手续，写妻子从反对到理解，写双胞胎孙女抱着腿哭，写家属会上人们悄然落泪。这些离别的场景，平凡人都可能遇见；而这场出征，是明知艰苦与考验并存，依然选择出发的执着。这让我们懂得：信仰不会凭空降临，它常常要在亲情、生计、名利和责任的拉扯之中经受考验。

三位普通人的长征，也代表着无数人的长征，只是更多人难以割舍身边纷繁牵绊，无法踏上这条路。长征精神，可以属于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，也可以属于基层文化干部、退休作家、乡间郎中，属于每一个普通人。只要一个人愿意把个人脚步同民族历史、人民命运相连，愿意在利益之外守住公义，在浮躁之中保有本心，他就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长征。

 四、安仁的土地，藏着长征精神的文化根脉

诗中对安仁的书写，让长征精神拥有了深厚的地域根基。安仁地处罗霄山脉西麓，毗邻井冈山，靠近中国革命起步的热土。诗人写龙脊山，写红龙与白龙的传说，写炎帝神农尝百草，写朱德在安仁播撒革命火种，这些内容带着浓郁的地方色彩与浪漫想象。传说固然不等同于严谨史实，却寄托着朴素的心愿：善良应当战胜残暴，人民应当得到安宁，仁德应当成为这片土地的底色。
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90 周年。为深入学习长征历史、体悟长征精神，我们一行五人于 4 月 29 日从宁夏出发，奔赴江西瑞金，开启重走长征路之旅。端午节前一日，我们驱车抵达湖南安仁 —— 罗范懿老师的故乡，参加文化长征银川支队授旗仪式。我第一次见到当年结伴重走长征路的 “三人组合”，令人叹惋的是，老作家李绿森老师已经辞世。

“仁者安仁”，安仁这个名字本身就蕴含道德意蕴。诗里把安仁称作 “天下第一福地”“千药之山”，也将它视作中国革命的起跑线之一。这样的写法，把自然山水、民间传说、红色历史和现实担当融为一体。长征精神不是从天而降，它生长在中国大地上，生长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里，生长在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奋斗中。安仁的丹霞红石、龙脊山梁、党徽岭影，都成为诗人心中信仰的地理坐标。

这也提醒我们，红色文化不能只停留在纪念馆和纪念日里。它应当融入地方山水、村庄记忆、家庭家风与青少年的心灵。所谓 “文化长征”，正是要把红色资源转化为精神滋养，把历史故事转化为现实行动，把革命传统转化为当代人能够理解、愿意追随的价值力量。

五、信仰不是口号，它要经得起现实的检验

诗中有一段关于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的抒写，情感浓烈，饱含理想主义色彩。作者在基层工作中长期研读马列著作，眼见其遭受冷落，依旧坚持阅读、写作与传播。他笔耕不辍，完成《马克思》《列宁》等作品，文中写道：“常常泪洒书稿夜难眠，有知名国家级报社邀您入职，您却婉拒？” 甘愿做 “第二提琴手”。这些篇章一次次叩问：信仰究竟是什么？

信仰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，也不是会上重复的词句。

真正的信仰，是无人看见时依旧选择正直，是利益诱惑面前依旧守住底线，是众人沉默时依旧敢于说出真话，是身陷困境时依旧牵挂他人苦难。

我想到作家徐映珉笔下长征中的 “让”：

一口干粮相让，让出了同甘共苦的战友深情；

一节皮带相让，让出了绝境坚守的革命信仰；

一席担架相让，让出了不离不弃的集体担当；

一壶清水相让，让出了同心同行的团结力量；

一碗热汤相让，让出了先人后己的崇高格局；

一件寒衣相让，让出了守望相助的赤诚大爱；

一线生机相让，让出了舍生取义的铁血忠诚。

文中写作者深夜伏案、凌晨起身，一边照料瘫痪的女儿，一边坚持读书著述；写他面对 “向钱看” 的风气，依然追问价值；写他纵然遭遇冷遇，也不愿轻易交出理想。这份坚持未必完美，也未必总能得到回报，但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力量。

长征精神的核心之一，就是信念坚定。红军之所以能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下来，是因为他们坚信所走道路的正确性，相信人民会支持他们，相信牺牲不会被历史遗忘。今天我们在和平年代谈信仰，当然不必人人直面枪林弹雨，但同样要回答：当个人得失与公共利益冲突时，我们站在哪一边？当短期利益与长远价值冲突时，我们如何抉择？当众人随波逐流时，我们是否还愿意守住心中那盏灯？

 六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，我们要走好新的长征路

毛泽东说：“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。” 诗里把这句话安放于瓦窑堡的窑洞之中，安放于他完成报告后的深思里，也安放于 “长征一完结，新局面就开始” 的判断之中。这句话至今仍有巨大启示。长征的胜利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。夺取全国胜利，也只是 “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”；建设国家、改善民生、实现民族复兴，是更为漫长、更为艰苦的征程。

九十年后的今天，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们不再会出现祖孙讨饭、食不果腹的境况，不再依靠草鞋斗笠支撑军队行军，也不再面临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。但新的长征依然在路上。科技自立自强，需要长征般的坚韧；乡村振兴，需要长征般的扎根；共同富裕，需要长征般的耐心；青年成长，需要长征般的磨砺；民族复兴，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。

我们重走长征路，不是为了证明今人比前人伟大，而是提醒自己：前人走过的路不能遗忘，前人付出的牺牲不能淡化，前人留下的精神不能丢弃。

文中提到 “红色灵丹”。这味 “灵丹” 并非神物，而是长征精神最珍贵的内核：坚定信念、实事求是、独立自主、顾全大局、紧密团结、依靠人民、艰苦奋斗、不怕牺牲。它医治的不是个体病痛，而是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精神贫血、价值迷茫与信仰弱化。

对今天的青年而言，传承长征精神，并不意味着复刻艰苦的形式，而是要在平凡岗位保持认真，在复杂环境保持清醒，在个人抉择中扛起担当。对学生来说，它是遇到难题不轻言放弃；对劳动者来说，它是把本职工作做精做实；对党员干部来说，它是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。

杨海亮，男，汉族，中共党员，退役军人，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长征银川支队队长，亚洲文旅卫视 “长征先遣队” 队长。2026 年 4 月发起重走长征路活动，目前队伍已抵达贵州遵义。